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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作者: 来源: 发布时间:2019-07-01 【返回列表】

文 • 李勇先

图 • 网络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        常璩是我国两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,其所著《华阳国志》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、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,被誉为“蜀诸志之祖”,而且也是第一部最有权威、最具历史价值的西南地区通史巨著。

        《华阳国志》所载“肇自开辟,终乎永和三年”,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三省以及甘肃、陕西、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、物产资源、民族宗教、风土人情、语言文化等内容。自成书以来,为历代学者所推崇,并给予高度评价。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《史通·杂述》中评此书叙事“详审”,是一部“能传诸不朽、见美来裔者”的历史著作。明杨经评价此书“其志自拟良史。其文古,其事核,其意深远,可谓晋之《乘》、蜀之《梼杌》,盖自信传后无疑矣”。明李一公也说,是书“其文古,其事核,其义例深严,足备劝惩、昭法戒,骎骎良史才也。盖道将生长蜀国多事之秋,目击诸李之僭乱,有愤心焉。其元本蚕鱼,推崇昭烈,搜括巴汉风土之详,良士贤女之懿烁,勒之编简,井井有条,而论赞所垂,往往详略得体,殆非苟作者。即质之《周官·职方氏》所掌,不知何如,而以较于《蜀梼杌》、《南裔志》、《耆旧传》诸籍,或亦可称备所未备矣”。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《蜀梼杌》 宋·张唐英

       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说:“任何人想研究东晋前的巴蜀地区历史,无论是疆域、政区、制度、事件、户籍、人物、民族、风俗、文学、神话、物产、交通、山川、灾害等,或多或少能有收获,其中很多是不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等正史记载的,有的还是唯一的出处。”《华阳国志》研究专家刘琳也认为,晋常璩所著《华阳国志》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,而且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新体裁,开了后世地方志的先河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,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在我国万余种方志宝库中无疑是一颗最耀眼的明珠。因此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《华阳国志》“是中国方志之王”。

        一、《华阳国志》确立了在中国方志学领域的崇高地位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《华阳国志》

        《华阳国志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确立了它在中国方志学领域的崇高地位。

        首先,《华阳国志》所创立的方志编纂体例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早在唐代,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《华阳国志》是一部地理著作,他说:“若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、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辛氏《三秦》、罗含《湘中》,此之谓地理书者也。”明杨慎也将《华阳国志》归入“地志诸家”。清廖寅说:“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,惟《三辅黄图》及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最古。”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《三辅黄图》 民国二十五年初版

        常璩《华阳国志》在我国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,著名史学家刘琳给予了高度评价,他认为,中国方志之作萌芽于先秦,始盛于东汉。在《华阳国志》之前,已有编年、纪传之体等史书,各地方志或近似方志的著作见于记载者已达一百多种,或记述方国历史,或记载州郡地理,或叙论乡党耆旧,而益州地区(主要是巴蜀)撰作之风尤盛,可考的方志就有二十余种。这一大批专记一地的历史之书、地理之记、人物之传,为更加成熟的方志写作开创了风气,准备了素材,积累了经验。但常璩并不满足于“述而不作”,他看到上述方志存在将历史、地理、人物三者分离、各写一面,而不能较好地反映它的全貌这一缺陷,于是,他综合各家方志优点,进行大胆革新,又吸取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,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新体裁,从内容上来看,是将地理、历史、人物熔为一体;从体裁上来说,是地理志、编年史、人物传三结合,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《华阳国志》一个显著特点,成为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,后来修巴蜀方志者皆据以为典范,备受历代学者推崇。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《汉书》 东汉·班固

        在宋元以前,历代编修古方志有二千余种,现存者已不到七十种,其中隋以前仅存的十余种方志中,除《华阳国志》外,大都真伪杂揉,残缺不全,内容狭窄,其价值远逊于《华阳国志》,可以说该书是我国隋以前古方志中硕果仅存者。即使到了方志编纂发达的宋代,尽管这一时期的方志在取材上更为广泛,分门更为详密,但究其内容,基本上还是历史、地理、人物三方面,追本溯源,常志实开其先河。明清以后,方志著作浩如烟海,但象《华阳国志》那样规模宏大、内容广博、体例简括、取材精审的并不多。故刘琳说,《华阳国志》既“是我国第一部地方通史”,同时也是“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、比较完整的地方志”。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《资治通鉴》 宋·司马光

        朱士嘉在《中国地方志统计表》一文中也说:“舆地之书昉自先秦,方隅之志则未闻也,今所见者以《华阳国志》为最早。”刘重来在《常璩与〈华阳国志〉》一文中也称《华阳国志》“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志专著”。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甚至将《华阳国志》与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相媲美,盛赞“《华阳国志》为地方史一鸿篇巨制”,“正史几十种,人莫不推司马迁《史记》为典型;编年史几十种,莫不推司马光《通鉴》为典型;地方志几百种,莫不推《华阳国志》为典型”。他还说:“一书而兼备各类,上下古今,纵横边腹,综名物,撰道度,存治要,彰法戒,极人事之变化,穷天地之所有,汇为一帙,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,实自常璩此书创始。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,亦如正史之有《史记》者。”这些评论足以说明《华阳国志》在我国方志编纂学上所占有的历史地位。

文史丨“中国方志之王”——《华阳国志》

《史记》 西汉·司马迁

        其次,《华阳国志》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。许多学者如陈晓华、刘重来、杜治文等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,尤其是对该书所包含的“大一统”思想、经世致用思想、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。常璩是一位史学造诣极深的大家,《华阳国志》一书识见高远,思想深邃,反映出常璩对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的理性认识和批判,尤其是他在洞察社会现实、总结历史结验、品评地方人物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它史学家。北宋吕大防说:“晋常璩作《华阳国志》,于一方人物,丁宁反复,如恐有遗。虽蛮髦之民,井臼之妇,苟有可纪,皆着于书。”南宋李坖也说:该书“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。虽侏离之氓,贱俚之妇,苟有可取,在所不弃。此尤足以弘宣风教,使善恶知所惩劝,岂但屑屑于山川物产以资广见异闻而已乎?”他耳闻目睹了“李氏据蜀,兵连战结,三州倾坠,生民殱尽”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,“反侧惟之,心若焚灼”,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常璩撰写《华阳国志》就是要“博考行故,总厥旧闻;班序州部,区别山川;宪章成败,旌昭仁贤;抑绌虚妄,纠正谬言;显善惩恶,以杜未然”,通过总结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达到服务于现实的目的,从而奠定了《华阳国志》在我国方志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。